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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成果 | 于英香 档案学研究技术取向批判的再思考

  • 档案学通讯,2021(1)
  • 于英香

关键词：档案学；研究取向；技术取向；研究方法

摘要：学界对档案学研究技术取向的批判主要表现为批判档案学研究内容技术化过度、过热与超前，忽视技术研究与理论研究及实践转化的融合；批判档案学研究方法技术化不足或者技术工具滥用等。从档案学研究技术嵌入的历史来看，虽然存在某些需要批判与抵制的“伪技术”研究，但总体并未造成技术研究过度，反而存在技术研究不足的现象；档案学研究方法技术化倾向还未形成，学术共同体对研究方法的技术取向存在认识误区。随着大数据、数字人文等技术与档案学研究的融合，档案学泛在信息技术应用研究将不断扩张，档案学研究方法技术化将加速推进。

本期为大家带来“技术变革背景下的电子文件管理”系列研究员成果第三篇——于英香《档案学研究技术取向批判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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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简介
于英香
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档案学研究技术取向批判的再思考

于英香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上海 200444；中国人民大学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摘 要：学界对档案学研究技术取向的批判主要表现为批判档案学研究内容技术化过度、过热与超前，忽视技术研究与理论研究及实践转化的融合；批判档案学研究方法技术化不足或者技术工具滥用等。从档案学研究技术嵌入的历史来看，虽然存在某些需要批判与抵制的“伪技术”研究，但总体并未造成技术研究过度，反而存在技术研究不足的现象；档案学研究方法技术化倾向还未形成，学术共同体对研究方法的技术取向存在认识误区。随着大数据、数字人文等技术与档案学研究的融合，档案学泛在信息技术应用研究将不断扩张，档案学研究方法技术化将加速推进。

关键词：档案学；研究取向；技术取向；研究方法

DOI：10.16113/j.cnki.daxtx.2021.01.003

分类号：G27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数据背景下档案数据管理理论重构、技术选优与实践创新研究”(18BTQ092)。

引文格式：于英香.档案学研究技术取向批判的再思考[J].档案学通讯,2021(1):21-28.

1 引 言 
丁华东、张燕在《论档案学的三大研究取向及其当代发展》一文中提出了人文取向、管理取向和技术取向的档案学三大研究取向。笔者认为，三大研究取向中技术取向的地位越来越显著，同时，随着技术发展的加速，技术取向的研究空间在不断拓展与变化，这一取向的进一步探讨对档案学术研究和档案学科发展都有着深远的意义。丁华东、张燕认为，“技术取向或称技术主义取向是指档案学中所包含的技术色彩和技术成分，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采用什么技术手段对档案加以保存和保护，从而有效维护档案载体和信息安全，并有效促进档案信息的利用。”[1]这是从研究内容的视角对技术取向的阐释。从档案学研究内容技术取向的发展来看，技术作为档案学研究对象的历史源远流长，计算机信息技术出现之前，档案保护技术是档案学研究的主流技术，其技术应用较为成熟，学界少有对此类技术研究的批判，故本文探讨的档案学研究内容的技术取向不包含传统的档案保护技术，而是指伴随着计算机信息通信技术与档案信息化的发展，档案学越来偏向于信息技术嵌入的研究对象，如近20年来长盛不衰的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研究，以及近5年来炙手可热的智慧档案馆、档案大数据研究等，并且这些研究的技术成分明显，带有强烈的技术色彩；档案学研究群体也越来越偏好研究前沿的信息技术在档案管理实践中的应用，如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研究等。另一方面，从研究方法的视角看，技术主义批判一度盛行于人文社科领域，如张鸣批判人文社科界学术研究陷入了“技术主义泥潭”[2]即是从研究方法视角看待技术取向。因此，本文界定的档案学研究技术取向除了指向档案学研究内容外，还包括研究方法中的技术色彩，如量化研究方法和相关技术工具的应用。技术取向本是哲学术语，与技术哲学关联较大。技术哲学层面对于技术主义批判的反思性研究较多，如詹扬扬[3]认为，技术理性指导科技实践所带来的社会危机主要是由于人类自己的科技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局限性、不合理性造成的，不能将技术理性的消极性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社会异化才是造成科学异化的真正原因；李雪梅等[4]则认为，技术异化的技术批判是空洞的，而单纯针对技术负效应的技术批判又是被动的，应该树立符合中国现代化诉求的技术批判意识，这些有关技术批判反思的观点与推演逻辑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哲学基础。梳理已往档案学研究技术取向批判，主要集中在批判档案学重技术研究本身，忽视概念与理论的支撑[5-10]；技术研究单纯追求热度，存在概念的过度炒作与透支[11-12]；技术研究超前，但与实践脱节[13-14]；研究方法技术化不足[15-18]或者技术工具滥用[19]19，[20]等。但学界鲜有对档案学研究技术取向批判的回应与反思，这不仅削弱了档案学技术取向批判的功能和意义，也不利于档案学研究的理论争鸣。本文将梳理档案学研究技术取向的发展脉络，归纳学界对档案学研究技术取向批判的主要观点，进而对这些观点进行辩证思考，提出档案学研究技术取向在大数据时代强化的逻辑，探索走向档案学技术研究的路径。
 2 档案学研究技术取向的不同视角
从档案学研究内容的视角看，“大智物移云”时代，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推进信息技术与档案工作深度融合”“探索电子档案与大数据行动的融合”[21]，档案学研究内容的技术成分和技术色彩被进一步强化。从档案学研究方法视角看，随着数字人文的发展，档案学界更注重内容研究，诸如知识图谱等知识组织方法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软件工具对档案学研究者提出了挑战，研究方法的技术化正在孕育，档案学者学术研究的“技术思维”也在不断进化。2.1 档案学研究内容视角梳理档案学技术研究的发展历史，档案学研究内容技术取向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相关技术嵌入档案管理研究。一般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文件档案管理的某个环节，研究的重点是技术与管理的融合，有较强的技术深度。20世纪90年代，档案学有一个技术研究热点——档案自动标引，该研究主要是从计算机算法的角度研究如何有效地自动分词从而达到用计算机自动标引的效果，是计算机技术嵌入档案管理较为微观的研究，对研究者的编程水平要求较高；21世纪的电子文件元数据研究，重点为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做元数据方案设计，与XML、本体等技术密切相关，是技术嵌入档案管理较为中观的研究，要求研究者既要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也需要熟悉档案著录标引等专业方面技能；贯穿了近40年的档案管理系统研究，包括早期的档案计算机管理系统、文档一体化管理系统，中期的电子文件(档案)管理系统，近年来的智能化档案管理系统等。该类研究主要关注信息系统开发与设计技术，近年来还融合了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由于不涉及算法和技术细节，是技术嵌入档案管理较为宏观的研究，要求研究群体对软件工程原理和数据库技术有一定了解，熟悉文件档案管理软件的结构和功能，同时也应熟知档案工作业务流程。二是新技术在档案管理与档案工作中应用的定性研究。这类研究是档案学技术研究的主流。从CNKI档案学期刊有关档案学技术研究论文发文情况来看，每当一个与档案管理相关或者被图书情报领域学者关注的新技术出现时，档案学期刊中就会频繁出现诸如“××技术在档案×××中的应用、适用性、前景、风险及挑战”等主题的论文。这些研究一般是在新技术特征描述、概念辨析的基础上，结合档案工作的某个或某些环节，分析该技术的功能和优势，探讨其在档案管理中的适用性和契合性，并设计该技术应用于档案管理的路径。研究方法以定性思考为主，其中也有一些案例的描述，研究群体以实践部门研究者为主，学术界为辅。除了论文类的研究，每年国家档案局及各省市档案局的软科学科研立项与获奖名单中该主题的研究也占比最高。2.2 档案学研究方法视角大部分图书情报类期刊要求投稿论文的摘要中必须说明研究的“方法/过程”，可见，图情学科将研究方法作为学术论文的重要要素。然而，长期以来，档案学研究缺乏对研究方法进行选择、说明和使用的意识，大多论文对研究方法采用了淡化的态度。[22]因此，档案学论文作者有时很难表达其研究应用的是什么方法，只好用“思辨”代替，使档案学变成“定性研究过多的‘思辨的学问’”，导致很多档案学研究呈现“以言为据，定性研究、价值判断过多，事实依据严重不足”[23]。对于档案学研究方法的缺位，档案学人或讳莫如深，或不以为然，近年来随着学科边界的拓展以及学科间的融合，一些档案学者开始意识到档案学的“研究方法缺乏鲜明范式”[24]、“档案学界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不足必然导致学术自信上的欠缺”[23]。档案学者的觉醒推动了档案学术研究在方法层面的突破，档案学新生代研究者开始逐渐运用一些定量研究方法；也有一些作者应用一些新的技术和工具，如数据挖掘技术、知识图谱与数据关联技术等。但总体看来，档案学研究方法的技术取向尚不明显，还处于技术方法应用的初级阶段。
3   对档案学研究内容技术取向的批判与反思
3.1 学界对档案学研究内容技术取向的批判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档案信息化建设实践越来越依赖信息技术的背景下，档案学技术研究成为近40年来档案学研究的热点。受技术悲观主义的影响，伴随着技术要素在档案学研究的嵌入越来越深，学界对档案学研究内容的技术取向产生了诸多质疑。首先，批判档案学重技术研究本身，忽视概念与理论的支撑。主要集中于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馆、智慧档案馆等研究主题。电子文件管理研究被批评“存在重技术研究、轻标准和制度配套的现象”[5]；数字档案馆建设研究被批判“对数字档案的长期存储、信息安全、档案数字化等技术问题过度关注，技术研究过热”[6]；作为数字档案馆高级阶段的智慧档案馆是2013年以来档案信息化领域的研究热点，但也备受质疑。有诸多学者批判现有的智慧档案馆研究对技术过于推崇，只关注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研究，忽视了智慧档案馆内涵以及理论研究，认为过分强调技术的应用容易造成“研究失调”。[7-9]一言以蔽之，“档案学技术流派的不关心档案学基础理论流派”[10]。其次，批判档案学技术研究单纯追求热度，存在概念的过度炒作与透支。主要集中于大数据与智慧档案馆等研究主题。2014年以来，大数据研究在档案学领域急剧升温，但一些学者却对此现象不以为然，他们质疑大数据研究存在过度炒作与概念透支现象[11]，发现很多研究被冠以大数据的帽子，但研究内容却与其关联不大，有其名而无其实[12]；智慧档案馆研究被批评表达了对新兴技术引入档案管理领域的期盼，但多数研究停留在概念炒作[12]。最后，批判档案学技术研究超前，但与实践脱节。主要集中于近年来的区块链技术研究。有研究发现，国内基于区块链管理档案信息应用案例几乎没有，但是研究区块链技术的论文却很多[13]；还有学者批评档案界区块链技术研究没有将区块链技术成熟应用场景有效对接档案管理业务，仅停留在字面上的特性对接，研究方法基本上是文科的研究方法[14]。
3.2 档案学研究内容技术取向批判的反思
总体来看，学界对档案学研究中不断增强的技术成分和技术色彩持否定态度，本文认为，应辩证地看待档案学研究内容的技术取向。一方面，档案学研究内容的技术化倾向被批判并非空穴来风，确有应该批判之处。综观我国档案学技术研究历史，不乏理论和应用价值低却无病呻吟的研究，也存在一味夸大其优点而忽视其在档案管理实践领域适用性与可行性、与实践脱节的研究，单纯的概念炒作式技术研究更不鲜见，这些研究可归结为“伪技术”研究。这类研究有一个共同的演绎逻辑：某个新技术有诸多优势，在其他领域应用广泛，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因此，档案管理实践也应该引入该技术，否则将会落后于其他领域。而对于该技术应用于档案领域的经济环境、业务环境、操作环境的可行性以及技术引入、技术选优、技术与档案管理实践对接等方面却未做实质性论证，这类研究论证链条存在的逻辑问题显而易见。从这个角度看，这种“伪技术”研究确应批判与抵制。另一方面，从学术共同体技术研究成果及其在档案实践部门应用转化的反馈情况来看，档案学技术研究不仅没有过度，反而呈现技术研究不足、技术研究不深不实的态势。横向来看，与图书馆信息化技术研究成果转化比较，档案信息化技术研究成果转化明显滞后。数字图书馆已应用多年，技术升级了多个版本，增加了很多个性化服务选项及文献的自动量化分析功能。数字图书馆的技术从以“书目为中心”过渡为以“资源数字化为中心”和以“资源集成为中心”的技术发展，而数字档案馆中智能技术的应用则停留在数据库技术、网络服务及信息安全技术等。[25]尽管数字档案馆发展中关于数据挖掘、云计算、智慧服务等先进技术的探讨不断涌现，但大多停留在学术论文和各类科研项目研究报告中，缺乏对技术应用的进一步跟踪研究。诚然，图书馆和档案馆在资源现状和管理特点等方面均存在差异，特别是二者对资源的保密与开放限制不同，档案界因此常常以保密和安全作为档案馆网站全文检索功能不完善的理由。然而，2020年6月，一则《馆藏档案在线可查!上海市档案馆首批上线2.3万件档案全文》的新闻被广泛转发，在档案界引起强烈反响。这表明在资源和数据开放的情况下，档案馆与图书馆相比并不存在资源开发权限方面的劣势，保密与安全也不能作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落后的借口，档案学技术研究没有跟上档案管理实践是档案馆与图书馆产生较大差距的原因之一。纵向来看，档案信息化技术研究成果的认可度较低。档案信息化技术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档案学研究的热点，然而，研究成果对实践部门的指导作用却不尽如人意。例如，江苏省近年来的调研发现，江苏省的一些档案部门数字档案资源的利用尚停留在基于目录的简单查询，缺乏综合的数据挖掘和深度整合，尚未完全解决确保电子档案真实、完整、长期保存、可靠利用等关键技术问题。[26]在档案信息化建设进行了20余年的发达地区，尚未解决电子档案“四性”保障的基础性技术问题，与其说档案学研究存在技术崇拜，不如说档案学研究存在技术不足，甚至存在技术歧视。又如，电子档案接收与进馆工作推进缓慢，技术研究不足也是重要原因。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渐次提出“试点接收电子档案进馆”“具备条件的要做到电子目录、全文数据与纸质档案同步进馆”“做到电子目录、全文数据与纸质档案同步进馆”“到2020年，全国地市级以上国家综合档案馆要全部建设成具有接收立档单位电子档案、覆盖馆藏重要档案数字复制件等功能完善的数字档案馆”的具体目标，国家顶层政策的支持和重视程度可见一斑；1996年国家档案局成立“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研究领导小组”以来，有关电子档案接收进馆的理论、技术和实践研究颇多，吉林省白城市1999年就已总结出“档案局超前指导，档案馆提前接收”的试点研究成果[27]。然而，时至今日，欠发达地区大多数档案馆尚未开展实质性的电子档案接收工作，发达地区也没有全部覆盖，有些档案馆即使接收电子档案，也没有建立接收的技术平台，如上海的17家国家综合档案馆中，只有53%建立了电子档案接收平台，多家档案馆工作人员都表示电子档案接收工作进展如此迟缓的原因之一是担忧信息技术带来的各种安全方面的隐患[28]，表明学术界安全技术研究成果尚未得到实践部门的认可。无论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梳理，档案学技术应用滞后和迟缓是不争的事实，与档案学技术研究的过热和超前形成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映射出档案学技术研究热只是一种表面的繁荣，空有技术研究之名，却无技术研究之实。信息管理领域崇尚“三分技术，七分管理”，档案学界很多技术主义批判者也以此来证明技术相对于管理没那么重要。本文不否认技术应用研究中的人文与管理要素的重要性，但是技术与人文、管理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对立的。人文情怀不等于一定要表面的人文叙事或者人文参与，有时表面的参与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世界著名的语言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专家贾里尼克曾说:“我每开除一名语言学家，我的语言识别系统错误率就降低一个百分点。”其实档案学三个研究取向已经很难独立存在，之间关联越来越明显，而且“数字人文”的出现等，既可视作档案学研究人文取向的延伸，也可视为管理取向的延续、技术取向的发展。[1]
4 对档案学研究方法技术取向的批判与反思
4.1 学界对档案学研究方法技术取向的批判
研究方法的技术取向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量化研究方法，二是技术工具的选用。严格来说，档案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并没有形成。不管是量化的研究方法还是技术工具的选用都可归结为技术方法的移植。移植法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移植法是科学研究中最有效、最简便的方法，也是应用研究中运用最多的方法。”[29]对于档案学研究方法技术取向的批判有观点相反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学者对档案学量化研究方法或者技术工具应用不足进行了批判。近年来档案学领域有关量化的研究增多，但存在着“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不足，规范性有待提高等问题。”[15]广度和深度不足表现在“基于文献定量研究，不少还是基于时间分布、来源期刊、作者、机构、关键词等可直接从题录中获取的数据项作为计量元素，可视化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聚类分析、h指数等方法和技术运用不多。”[16]档案学界也意识到档案学研究方法“过于倚重理性思维方法和经验认识方法，忽视研究技术和工具在档案学研究方法中的应用。”[17]而对于已经运用了一些技术工具的实证方法，则存在“诸如研究主题范围较为狭小、研究流程不规范、数据收集手段单一且缺乏验证、结论过于简单或无结论等方面的问题。”[18]另一方面，对新技术工具的滥用也存在质疑。近年来，随着青年学者群体知识结构的变化，档案学研究的技术方法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定量研究，如应用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非文献计量科学知识图谱)作为技术工具对档案内容进行知识组织的研究开始兴起。但总体来看，档案学研究方法的技术工具应用还处于萌芽阶段，技术化还未形成。尽管如此，对于新兴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在档案学中的应用一些学者仍然持保留态度，如蒂姆·希区柯克(Tim Hitchcock)[19]19认为如果采用新的历史方法研究旧的历史档案，那么档案的复杂性和物质性问题也会迁移到其数字形态上重新浮现，这种情况已经导致了大量知识的消失、湮灭、甚至“Google”化；聂云霞[20]认为，近年来数字技术为人文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与方法，但是需要警惕“重技术，轻文化”逆流。
4.2 档案学研究方法技术取向批判的反思
大数据时代，当社科管理领域“计算XX学”研究兴起，人文领域数字人文研究方兴未艾之时，各学科领域研究方法的技术化倾向也越来越显著。人文社科学者开始接受“对事物的把握和认知，就不能仅仅采取质的分析方法，也应该充分考虑量化分析的要求。”[30]数据分析技术、方法、软件工具等被人文社科领域的科研群体广泛推崇，研究方法的技术化热潮正在全世界的人文社科领域蔓延。然而，我国档案学人在这个热潮中尚未抓住技术研究方法的精髓，对于研究方法的技术化还存在一些思维定式和认识误区。首先，量化研究方法和软件技术工具的选择意识不强。数字人文是档案学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研究很少涉及档案内容层面，也极少应用软件和技术工具。2019年的我国档案学数字人文研究论文中，技术研究论文有2篇，而在传统研究中应用了数字人文理念的思辨型论文有10篇。[31]可见，我国档案学数字人文技术研究偏少。反观国外，许多人文学者可以熟练应用一些可视化应用软件进行档案内容方面的研究。如埃累兹·艾登(Erez Aiden)等应用Ngram Viewer进行历史文化研究[42]19；劳伦·克莱因(Lauren Klein)以数字方法为工具，展示了如何利用计算语言学和数据视觉化领域的技术，帮助我们理解历史档案中的沉默和断裂，反思人文历史研究中的权力和伦理关系。他应用的是基于JavaScript的数据视觉化工具包Protovis，使用了具名实体识别器(Nameentit yrecognizer)，他还用python语言写了“共现分析”的第二个脚本。[32]人文学者利用最新的可视化技术方法将档案本身重构为一种行动场所，这对于档案学界的数字人文研究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和借鉴。相信随着更多档案学者的参与，将推动技术工具在档案学内容研究中的应用，使更多沉默的档案能够开口说话。其次，难以突破定性研究方法的“路径依赖”。由于国内档案学者在技术层面存在短板，当需要技术的时候，很多学者呼吁要合作与协同，所谓技术的事交给技术人员来做，这种理念或许是档案学研究方法的技术应用方面与图情学科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且不论合作与协同在经济与组织等方面的可行性，就从人文学者本身来说，不了解技术工具就难以理解数字人文产品。事实上，像Python这类新的开源类软件工具已经尽可能照顾用户使用的方便性，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但档案学研究者由于对新技术研究方法了解不多，多年研究的积累已经形成了学术研究的“惰性”和路径依赖，造成了在研究方法上只能墨守成规，难以突破原有的思维框架寻求真正的技术帮助。事实上，学习面向对象的编程对许多人来说就是一种思维上的改变[19]68马费成因此提出，人文学者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的编码能力，使他们有能力参与到搭建、批判、部署复杂的计算系统工作中。[19]序言最后，缺乏对技术工具滥用与合理应用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一直以崇尚数学模型著称的经济学近年来被诟病其“过度数学化而忽视人文特质”。[33]那是因为经济学研究长期以来对于数学模型的过度依赖和尊崇。而档案学研究技术方法应用却刚刚开始起步，相对其他学科较为薄弱，特别是当数字人文研究需要应用技术方法而档案学者只能进行思辨式研究时，我们是否应向经济学相反的方向反思。诚然，仅仅基于工具软件的研究大多浮于表面，无法得出深入的研究结论，如早期图情档期刊的一些基于量化软件的定量研究论文，只是“借助该软件的科学外壳，主诉研究者本身的主观认识，明明不是经过解析图谱得出的结论，但却硬要强加于该工具”[34]。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新工具、新方法的使用会带来新的研究气象和新的研究结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研究工作的开展”[34]。因此，只要研究者坚持档案学技术嵌入的问题导向，在应用软件工具时就可以避免研究浮于技术表面，充分发挥技术工具在研究中的功能与价值，技术工具本身无过，问题是研究者如何驾驭工具。

5展望：走向档案学研究的技术之路
简·芳汀(Jane E. Fountain)将信息技术区分为“客观的信息技术(Objected technology)和被执行的信息技术(Enacted technology)，前者包括因特网､其他数字电讯传播技术､硬件和软件，而后者则包括用户对技术的理解以及技术在特殊情境中的设计和使用。”[35]对档案界来说，技术再先进，如果不被档案界的人理解和使用是没有意义的，如数据关联等技术在图书馆领域已经很成熟，但在档案领域的应用尚在起步阶段，表明该技术在图书馆界的被理解和被执行早于档案界。随着大数据与数字人文技术在档案学中的嵌入，更多先进技术将被档案人所理解，档案学研究的技术取向将会越来越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5.1 档案学泛在信息技术应用研究将不断扩张
20世纪90年代，档案管理技术应用主要集中于档案检索、光盘、多媒体、自动标引、缩微等技术应用的研究；21世纪前10年，档案管理技术应用集中于XML及元数据技术、云计算、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RFID、3G、电子文件“四性”保障､档案数字化等技术的应用研究；近10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VA/VR等新技术的应用研究日盛。综观档案管理技术应用研究，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化技术应用研究从早期带有明显档案元素的档案检索､自动标引和缩微技术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泛在信息技术转变。这说明，信息技术赋能背景下行业边界越来越模糊，技术研究领域必将不断扩张。新技术应用的研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档案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以上海市档案局近5年软科学立项和获奖为例，有70%以上的科研立项和60%以上获奖项目是有关信息化主题，这些主题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信息技术的应用性研究。从国家顶层布局来看，正在广泛试点的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单套制若要全面推广，除了政策和法律的支撑外，更基础的是技术保障；从学科布局来看，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在电子文件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数字人文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的设立也意味着与之相关的技术应用研究的扩张。学界应顺势而为，在档案学研究中找到与新技术的结合点与场景，在此基础上依托既有档案对象或产品进行技术赋能。[36]
5.2 档案学研究方法技术化将加速推进
一方面，档案内容研究推动档案学研究方法技术化。数字人文技术正是对档案内容知识化即对档案资源组织、挖掘和分析的重要工具。知识表示､组织与关联是把资源变数字化为数据化并进一步知识化的关键问题。[37]如电子文件知识图谱的研究是知识组织、知识服务在档案学领域的探索。应用知识图谱作为分析工具，能够通过语义推理机制实现对电子文件内容的精准“对象级”搜索[38]；通过语义匹配模型和本体构建等技术方法实现档案数据到关联数据的转换[39]；融合知识图谱与多媒体档案管理需求，构建多媒体档案领域知识图谱，实现多媒体档案知识工作自动化。[40]可以预见，随着档案数字人文的发展，档案知识组织与服务研究将日渐成熟，档案知识库与档案知识服务平台逐步构建，档案学研究方法的技术化将会加速。另一方面，技术本身的发展推动研究方法的技术化转型。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学科领域的交叉与扩张，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各学科领域研究范式冲击很大，数字技术不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逐渐发展成一种新型的学术范式。数字方法的运用也逐渐成为一种科研活动的基本理念，连数学研究也开始依赖计算机程序，即从数学家之间互相核实到数学家信任的程序之间互相核实，也难怪传统的数学家在抱怨：数学变成了有成本的实验科学。[41]大数据时代逐渐呈现出“文科理科化”[42]译者序趋势，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方法的技术化转型有利于学科地位和话语权的提升。英国知名学者托尼·比彻(Tony Becher)和保罗·特罗勒尔(Paul R Trower)认为越是定量的学科，其学科地位越高，“二战”后头几十年，一些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着手建立定量分析方法以求确立心理学是以数学模式为基础的行为科学，借此提升心理学的学科地位。[43]近年来国外提出的“计算档案学”即是大数据时代档案学研究方法技术化转型的有益探索。档案学研究范式的更迭及档案事业发展的需求都表明档案学研究对技术方法的依赖性只会越来越强，那么，对档案科研群体来说，应该积极挖掘适合档案学研究的技术方法，从技术方法的”移植”向技术方法的“本学科化”方向转向，正如丁华东所言：“目前是技术嵌入越来越明显的时代，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阻挡技术对于学科研究的入侵，档案学研究技术取向也会不断被强化。”[1]
6结  语
科技在人类进步中总是扮演着最活跃的最革命的角色，它的发展是无法阻止的，人们能做的就是面对现实，抓住智能革命的机遇，而不是回避它､否定它和阻止它。[44]档案学人应强化技术性思维，在理论研究遭遇瓶颈与障碍时，首先想到能否用技术方法解决及如何用技术方法解决；在实践研究中要考虑的是技术能在档案工作中做什么，档案工作需要技术做什么，如何利用技术解决档案工作中的难题以推动档案学和档案事业的转型与创新，笔者也祈望档案人能够在档案学研究中体验到技术之美。

原文载《档案学通讯》 2020 年第 1 期，经杂志社授权后发布。

学生研究员学习感悟 
刘 珂：技术取向作为档案学三大研究取向之一，其地位与所占据的比重愈加明显。文章通过梳理档案学研究技术取向的发展脉络，归纳了目前学界对档案学研究技术取向批判的主要观点，进而对这些观点进行辩证思考，提出了档案学研究技术取向在大数据时代强化的逻辑及未来档案学技术研究的发展路径。这对当前档案学领域技术取向争鸣极具思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一方面，本文丰富了对“档案学研究技术取向”原有理解，认为除了指向档案学研究内容外，还包括研究方法中的技术色彩，如量化研究方法和相关技术工具的应用。另一方面，本文跳出了对原有档案学研究技术取向的消极性批判，透过现象看本质，认为虽的确存在需要批判和抵制的“伪技术”研究，但不得不承认当前技术研究不足，档案学研究方法技术化倾向还未形成的现象。未来，档案学泛在信息技术应用研究将不断扩张，研究方法技术化也将加速推进，这是不可逆之趋势。我们需要做的是思考如何顺势而为，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中，利用什么技术，如何利用技术解决难题，满足新需求。

文章理论深度强且极具思辨性，不免让人思考，近些年的“技术潮”“技术热”背后究竟反映了一种怎样的学科现象和行业现象？是我们一直以来对于档案学研究方法的不自信，还是我们仍然没有找到这些“技术”在档案学研究领域正确的理解和应用方向？

邵亚伟：技术的更新与发展不断拓展学科边界，跨学科交流与对话日渐成为学界热衷的研究范式。各学科在积极运用新技术开展新研究的同时，也探索技术研究与本学科研究内容的融合。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伴随着“技术赋能”的同时，“伪技术”研究也饱受学界的批判与抵制。于老师则在丁华东老师“内容视角”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方法视角”，对当前学术共同体关于档案学研究技术取向的批判进行了再思考。

内容视角方面，学界主要受技术悲观主义的影响，认为档案学重技术研究本身，忽视概念与理论的支撑；批判档案学技术研究单纯追求热度，存在概念的过度炒作与透支；批判档案学技术研究超前，但与实践脱节。于老师指出应辩证地看待档案学研究内容的技术取向：档案学研究内容的技术化倾向确有应批判之处，但在技术研究成果和实践部门应用转化层面还存在技术研究不足、技术研究不深不实的态势。

方法视角方面，学界认为档案学量化研究方法或者技术工具应用不足，且对新技术工具也存在滥用现象。基于此，于老师认为档案界在“技术赋能”的热潮中尚未抓住研究方法的精髓：量化研究方法和软件技术工具的选择意识不强；难以突破定性研究方法的“路径依赖”；缺乏对技术工具滥用与合理应用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

技术本身的发展推动研究方法的技术化转型，大数据与数字人文技术在档案学中的嵌入将使档案学研究的技术取向越来越显著：泛在信息技术应用研究将不断扩张，研究方法技术化也将加速推进。在这样的进程中，我们档案学人应当抓住智能革命的机遇，强化技术性思维，在档案学研究中体验技术之美。

参考文献:
[1]丁华东,张燕.论档案学的三大研究取向及其当代发展[J].档案学通讯,2019(6):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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